学术动态 |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组团参加福州“第七届大洋洲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5年10月25-26日，“第七届大洋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农林大学（福州仓山校区）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分会主办，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关系学院周方银教授、中心主任费晟教授、副主任王学东副教授和许少民副教授、主任助理徐桑奕助理教授，以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程经豪博士和国际关系学院二年级本科生曹志参会。
 

中心与会代表合影

本次研讨会涵盖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环境与气候、经济与发展合作、文化身份与文学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议题丰富多元，讨论热烈深入，学术氛围浓厚，有效促进了国内大洋洲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会议现场

中心与会代表发言回顾

周方银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大国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策略选择》的主旨报告。他指出，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澳大利亚在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同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需要在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维持平衡。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良好的安全环境，在不卷入大国竞争的情况下，无需担忧传统安全问题。澳大利亚真正的安全风险在于过于深入地卷入大国战略竞争。中澳经济关系高度互补，即使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双方在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的情况也并不明显。未来一个时期中澳关系的变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澳大利亚对于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以及澳大利亚对中美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的认知。中国在中澳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周方银教授

费晟教授认为，澳大利亚政府的国家治理相对新自由主义一般理想构建有重大不同，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中的政府干预倾向更加明显。这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传统有关，除了囚犯管理的因素，更大程度上是移民应对特殊的澳大利亚自然环境挑战求生存发展的产物，殖民当局一直在试图维持甚至扩大干预社会生活的权力，为联邦政府时代后的相对“大政府”的风格埋下伏笔。联邦国家的建构完善了政府架构，参与世界大战也进一步促进了“大政府”的塑造。二战后，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改造工程、大规模生物防治、环保主义思潮与实践和“联邦——州”权力博弈等几个因素共同促成“大政府”现象。
 

费晟教授

王学东研究员在分论坛“环境与气候”会上作了题为《大洋洲区域气候治理：问题、政策与进程》的发言。他指出，大洋洲区域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多元参与的典型样本。当前全球保守主义阴云笼罩，治理赤字与信任赤字问题凸显，大洋洲气候治理进程面临多重风险挑战。他指出，作为区域首要大国，澳大利亚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重要责任，需积极回应南太岛国的气候诉求，并发挥引领作用。然而，受国内经济和能源问题影响，澳大利亚扮演的角色随国内两党执政更迭而不断摇摆甚至极化，致使区域气候治理整体发展前景不明。相对而言，南太岛国在减排与损害赔偿等议题上立场一致，但因气候问题在各国政策优先级排序存在差异，区域合作程度仍远未达预期。

王学东研究员

许少民研究员作了题为《“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最近进展及其影响研判》的报告。在许少民研究员看来，“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奥库斯”）可视为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在中美战略竞争压力之下的“创造性破坏”之举，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奥库斯”的第一支柱是英美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至少8艘常规武装的核潜艇，进展相对顺利，集中表现为澳大利亚两党共识稳定、三国联合决策和执行机制到位、核潜艇项目实施最优路线公布、核潜艇巨额预算公开，以及美国对澳大利亚军品出口管制的大幅豁免等。当前最大变数当属2025年6月美国国防部（战争部）首次宣布审查“奥库斯”协议，同期澳大利亚国内反对“奥库斯”的舆论愈演愈烈，呼吁阿尔巴尼斯政府顺势退出协议。综合研判，尽管面临阻力，“奥库斯”有望延续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有变，中长期内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复杂化。

许少民研究员

徐桑奕研究员在会上围绕“19世纪英澳在南太的海洋管辖与法治实践”作了报告。徐老师将19世纪英帝国内部道德情怀上升的现象作为研究背景。北美殖民地承载过多犯人，监狱长期超负荷运转，英帝国意图将澳大利亚建成帝国新的大监狱。徐老师指出，捕鲸业成为了新南威尔士争取经济增长和贸易自由的重要渠道。他通过多方考据，发现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创建的过程中，殖民地周边太平洋的具有内外多重矛盾，由此介绍了殖民当局的应对措施。最后，徐老师结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和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背景，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殖民地高层对周边地区的认识。

徐桑奕研究员

程经豪博士在分论坛“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作了题为《1845-1848 年西澳大利亚关于囚犯制度的社会辩论》的报告。他指出，以往学界多从经济或宗教教化层面解释西澳大利亚为何选择引进流放犯，但丰富的材料揭示出关于西澳大利亚激烈的争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1845年至1848年，殖民地社会展开了关于是否接纳囚犯的辩论。殖民地大部分居民担忧引进流放犯可能带来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以阿文谷地主和牧民为代表的支持方认为，为解决殖民地劳动力短缺问题，引进流放犯是必要的。与同期英帝国内部其他殖民地相比，反对方在政府中缺乏自主决策权，又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反对运动，也未能与当时英国社会日益高涨的人道主义思潮相呼应，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但也促使当局在制度设计上更加谨慎。这一案例揭示了帝国与殖民地之间权力、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复杂互动，以及殖民地社会在制度设计中所展现的有限自主性。

程经豪博士

撰稿｜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曹志

摄影 | 第七届大洋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务组

编辑｜尚余子铭

初审｜许少民

审核｜吴   滔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