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研究成果

许少民 张娅琳:澳大利亚热衷于在南海显示存在为哪般

中心副主任许少民副教授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澳大利亚热衷于在南海显示存在为哪般”,详见下文。

 

2025年10月19日,澳大利亚空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以近乎垂直俯冲的危险动作,逼近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并闯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实施有力反制和警告驱离。澳大利亚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指责中方的操作“不安全”且“不专业”。澳方此举只是其高调介入南海事态的一例,延续了其在南海实施“前沿存在—抵近监视—舆论操弄”的惯常套路。

近年,澳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异常活跃,呈现出从单边自由航行和飞越行动,到与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双边、三边乃至四边“海上合作行动”,反映出其试图在南海地区实现常态化军事存在、进而巩固其“印太战略”的军事基础之野心。在外交层面,澳先后升级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公开表达对南海局势的关切,反映出试图拉拢东盟国家为其南海军事行动合理性背书的考量。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议当事方,却不断利用南海问题做文章,试图扩大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与域外大多数“中等强国”的低调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四环”战略利益和“次级帝国强权”定位

战略利益是理解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对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整体上看,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大体可以划分为由内到外的“四环”:第一环是确保澳本土和通往澳的海上和空中航道安全,亦即遏制、阻止和击败敌对国家或恶意非国家行为体的攻击、威胁和打压。第二环是维护周边地区安全稳定。澳周边地区广义而言是指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狭义而言指最靠近澳本土的国家,包括印尼、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第三环是维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2016年以来,“印太战略”地理空间逐渐获得澳政界和战略界青睐,并与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等方的“印太战略”相互交织激荡。第四环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看,澳政界和战略界精英大体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同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在澳主流精英看来,这“四环”利益环环相扣,每一环的维护都有赖于对相邻一环的捍卫,因此每一环的利益从理论上讲“同等重要”。换言之,每一环利益绝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整体战略利益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澳《2009年国防白皮书》为这种逻辑提供了注脚,强调“一个稳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安全秩序”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战略稳定性”,进而更有利于维护澳“临近周边地区”的安全,最终更好地保障澳本土安全。

再向历史纵深处看,澳大利亚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似乎可以在“盎格鲁文化圈”的“帝国”执念中看出端倪。澳军事史学家克雷格·斯托金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为了在某个地方保持强大,务必维持处处强大。”在澳战略批判家克林顿·费南德斯看来,作为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美国帝国秩序中的“次级帝国强权”,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及行为取向无非就是服从帝国的中心势力,捍卫帝国秩序,同时向其所在的地区投射权力和影响力。换言之,澳并非帝国的“爪牙”,它本身就在帝国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它认为息息相关的战略空间中实施拒止战略,并奉行进攻性的前沿防御政策。

澳大利亚的“四环”战略利益和“次级帝国强权”的定位,正是其对南海问题的认知和行为根源所在。

 

 

 

 

澳大利亚的南海执念

在澳主流精英看来,南海局势的演变及其影响并不单纯是哪一环的利益关切而已。确切地说,南海地区已经成为澳“四环”战略利益交汇的前沿阵地。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所谓利益关切有五:一是中国对南海的所谓“军事化”对澳本土国防安全的影响;二是中国海军建设和军事现代化进一步削弱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霸权;三是南海一旦发生大国冲突,澳存在被迫卷入的风险;四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海洋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五是确保自己继续享有通过南海的商业航行和军舰航行自由权利。简言之,国防安全、通道安全、地区战略均势和秩序演变相互交织,构成澳主流精英关于南海的地缘战略想象。

随着澳政界和战略主流精英逐渐将南海看成是地区秩序的“主要断裂线”而不单纯是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下的“摩擦点”,澳在南海实施前沿防御和海洋拒止战略的冲动就愈加明显,进攻性威慑的意味也越来越浓。值得注意的是,澳近年在南海的高调行动并非“随美制华”逻辑的简单重现,反而更多反映了澳想借此种行为说服美国在这个地区维持战略存在的“良苦用心”。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次级帝国强权”,澳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把握甚至塑造美国在事关澳国家利益事态上的认知和决策,甚至不惜主动走在前头,以怂恿、刺激美国保持某种程度的军事冒险性,以整体维持“帝国”成员的共同利益。

无论对于自身安全利益还是国际秩序利益,澳主流精英都不由自主地认为两者是“不可分割”和“一成不变”的,美国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忽视了两者各自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反映了澳战略思维的保守性。例如,那种认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一以贯之且一成不变的看法,不仅不符合事实,也违背历史规律。

澳大利亚政治分析家艾伦·贝姆曾嘲讽道,澳“与众不同”之处恰在于它的“平淡无奇”,“引人注目”之处则在于它总是被“视而不见”。有趣的是,澳大利亚近年出于保守的战略思维却常在具体区域问题上展示进攻性,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海念兹在兹,试图发挥与众不同且引人注目的域外中等强国作用,通过加强南海的常态化军事存在“激励”美国继续维持对华制衡的布局。在中方看来,澳的这种作法无疑是在挑战中国的周边安全利益,与其务实处理对华关系的总基调不符。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澳政府在阐释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时总不忘强调澳寻求“避免误判或(局势)升级”,其实际行为却是在给南海地区的紧张因素添柴拱火,最终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许少民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大洋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娅琳为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