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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澳大利亚在东北亚的利益
发布日期：2013-09-27
日前，澳大利亚某著名智库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东北亚政治安全形势的研讨会，笔者有幸参加。一天的日程排得十分紧凑，内容涵盖中韩关系，中日关系，澳大利亚与东北亚，东北亚政治安全机制等议题。读者不禁要问，东北亚的“水”已经足够浑了，澳大利亚“远在天边”，又掺和进来作甚？
的确，澳大利亚在地理学意义上显然是一个大洋洲国家，与东北亚中间还横亘着东南亚十国及浩瀚的西太平洋。然而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意义上，澳大利亚却可以，甚至是经常被看做是亚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一直都存在问题。澳大利亚人自己也弄不明白到底是应该强调其大洋洲国家的身份，还是增强与亚洲的认同。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官方文件的表述就可以发现这一问题了。但无论澳大利亚是否真得可以被看做是亚洲的一员，其与亚洲的紧密关系却是毋庸置疑得。
澳大利亚的政策精英们非常清楚，他们的繁荣与安全与亚洲的繁荣与安全是无法分离得，而亚洲的繁荣与安全却由东北亚的政治安全机能所驱动。虽然印度的崛起无疑增加了亚洲崛起的整体分量，澳大利亚也借此制定了“向西看”战略，试图抓住印度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但是这却不足以撼动东北亚在澳大利亚战略思考中的核心地位。不要忘记，仅中日韩三国的GDP就要占到整个东亚的90%，亚洲的70%及全球的20%。也不要忘记，东北亚还是全球范围内安全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历史问题，朝鲜半岛的分裂，台海两岸的分离，中日领海争端，中韩岛屿争端便可见一斑；这里有现实困境，东北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朝鲜核武危机，日本政局右倾仅是冰山一角。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但冷战的“幽灵”却还在东北亚游荡。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重返”，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大重组、大调整。正如地壳变迁会引发火山与地震一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也会伴随着种种竞争与冲突，东北亚局势越来越扑朔迷离，危机四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精英们必须更加清楚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是什么，又该如何保护这些利益。
澳大利亚的繁荣决定于东北亚的繁荣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的经济交往范围逐渐由以英联邦国家经济圈为主转向更广阔的的亚洲及世界市场。到了1960年代中期，日本替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显然是一个突破，澳大利亚的经济命运第一次寄托在一个具有异种文明的国家身上。至19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达到顶峰，亚洲四小龙中的三个东北亚经济体，韩国、台湾及香港都已腾飞，更有中国已经进行了十余年改革开放，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经济大势。皓若素，时任总理霍克的顾问，于1990年出版了他的著名报告《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其后二十多年的澳大利亚经济自由化改革。澳大利亚也因此成功搭上了东北亚经济崛起的顺风车，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仍保持了接近4%的高速增长。自2007年启，中国又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的经济进一步密切相依。举2011年的对外经济数据为例，占澳大利亚出口量半数以上的矿产品的主要买家便是东北亚三国。中日韩分别为澳大利亚的第一、第二及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及日本分别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及第三大进口来源地。日本仅次于美国及英国，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外资来源。中国香港为澳大利亚的第七大投资来源。正如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白皮书《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所宣示的那样，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在亚洲。只有与东北亚经济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才能保障其持久繁荣。为此，澳大利亚积极与中国、日本及韩国展开自贸区谈判。虽然因为各国均面对一定的国内政治阻力，澳大利亚尤其对农业部门可能受到的不利影响保持疑虑，谈判仍未能顺利结束。但澳大利亚新当选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已承诺，其将加快自贸区谈判步伐，甚至在执政一年内便可能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协议若能缔结，无疑将使澳大利亚更深入地融合进东北亚经济圈之中。然而，经济上的好消息却不是故事的全部，澳大利亚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甚至在很多澳大利亚决策精英们看来，是生死攸关。
澳大利亚的安全寄托于东北亚的安全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的周边没有强权，地区热点问题似乎也很遥远，这足以让很多深处地区政治漩涡中的国家羡妒。然而，这一切并未能减缓澳大利亚与生俱来的“焦虑症”。作为英国殖民主义的结果，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西方国家却偶然地被放置在亚洲文明的地缘背景之中。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及大片无人居住的内陆，这让他们的政治精英们始终难以拥有足够的自信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安全。因此先是受英国“母国”的庇护，后是与美国的同盟，成为澳大利亚安全保障的基石。
二战中，日本虽然未能全面进兵到澳大利亚本土，但是达尔文及悉尼港均遭受了日军的直接攻击。印尼及南太的战线已经足够接近，再加上英军在东南亚的屈辱失败，澳大利亚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大战中，澳大利亚军队成为了盟军在东南亚及南太战场上的重要力量。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又成为驻日本占领军的主要部分。随后不久，冷战“铁幕”落下，美国急于重新武装日本，使之成为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先锋。澳大利亚对此显然心有疑虑。作为补偿，美国同意在1951年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虽然这份条约未能如《北大西洋公约》那般将美国的军事保护明确化，但对澳大利亚来讲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从此，澳大利亚的安全便与美国的安全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在这以后60余年里，澳大利亚不遗余力地为美澳同盟关系贡献力量，几乎参与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希望以这种忠诚换取美国的信赖。考验二战后美澳关系的第一次关键时刻非朝鲜战争莫属。1950年至1953年间，共有17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参战，而其中339人再也没能活着回来。因此，自美澳同盟关系建立的第一刻起，澳大利亚实际上就已经深入地参与进了东北亚安全事务中。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在根本上使东北亚安全局势好转。朝鲜半岛依然分裂。甚至因为苏联已经垮台，而中国也已热情的拥抱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北朝鲜在冷战后倍感孤独。1992年，中韩建交，这让朝鲜不得不重新思索如何自力更生，以确保国家安全。这才有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雄心勃勃的核武计划，并进而使整个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而根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前高级外交官的回忆，在核武问题上，澳大利亚甚至也有意参与到多边谈判解决进程之中。澳大利亚的这种“punch above weight”的做法似乎有些令人费解。然而，只要了解到澳大利亚不愿再一次被拖入一场和自己毫无直接联系的冲突，却有可能因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被迫卷入其中的焦虑心理就很容易理解澳大利亚的行为了。显然，韩国一直以来对于澳大利亚参加朝鲜战争并始终支持韩国的对朝政策表示感激。2009年3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澳大利亚，与陆克文签署了一份旨在加强两国防务关系的安全条约。值得玩味的是，李明博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竟将此份安保宣言与本地区内军力快速增长相联系。而当时国际舆论界正在热炒中国军费较前一年度增长15个百分点的新闻，因此条约的出台似乎也有些许针对中国的意味。如果联系到保守政客李明博上任后的一系列措施，如对朝鲜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并重新稳固与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就不得不对韩澳合作的真实用意有所怀疑了。韩澳两国还于2013年7月举行了首次“2+2”防长与外长双部长会议，决议加强陆海空军的合作。澳大利亚还对韩国新上任总统朴槿惠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及《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给予全力支持。
同样因为均是美国同盟的关系，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领域合作也进展迅速。这对昔日的敌人素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南北之锚”的声誉。2007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份宣言成为日本首个与美国之外的国家所缔结的安全条约。日澳不断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存在的重要性，并在条约中就朝鲜核问题达成了共识。日澳还自当年6月，开启了日澳“2+2”防长与外长双部长会议。尽管日、澳两国政府不断强调这一安全条约并不针对中国，但这些举动却普遍被观察家们看做是一个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澳三边同盟的背书。
澳日及澳韩安全关系的加强都是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及美国的“重返”。而美国“重返”或是“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便是加强了其与亚太盟友的双边同盟关系。相信美国也乐见其盟友之间合作，以共同抑制中国权势的过快上升。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澳大利亚一定在安全上要遏制中国的结论，但如果回忆一下1996年台海危机时刻的澳大利亚，就不得不对此有所担忧了。当美国的航母驶入台湾海峡，而北约盟友，甚至英国也在普遍观望的状态下，唯有澳大利亚率先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的决定。诚然，1996年的中澳经贸联系已经与今天的情势非可同日而语，但澳大利亚的战略逻辑似乎并未有太大的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支持美国的决定似乎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使命”。更有甚者，还有澳大利亚人将与美国同盟关系定义为“让澳大利亚人之所以成为澳大利亚人”的关键因素。
如此，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我们暂且可以下定这样的结论：澳大利亚事实上参与到东北亚事务的程度很深。东北亚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澳大利亚的富足。而东北亚的安全动能则通过以美国为中枢的同盟关系体系传导到澳大利亚自身的安全。此外，中日韩族裔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澳大利亚今天有大约86万中国裔，15万韩裔及4万日裔公民。如果你去悉尼的闹市区走一走，就会切身感受到东北亚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了。东北亚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不仅是“很”重要，那是“相当”得重要。
的确，澳大利亚在地理学意义上显然是一个大洋洲国家，与东北亚中间还横亘着东南亚十国及浩瀚的西太平洋。然而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意义上，澳大利亚却可以，甚至是经常被看做是亚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一直都存在问题。澳大利亚人自己也弄不明白到底是应该强调其大洋洲国家的身份，还是增强与亚洲的认同。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官方文件的表述就可以发现这一问题了。但无论澳大利亚是否真得可以被看做是亚洲的一员，其与亚洲的紧密关系却是毋庸置疑得。
澳大利亚的政策精英们非常清楚，他们的繁荣与安全与亚洲的繁荣与安全是无法分离得，而亚洲的繁荣与安全却由东北亚的政治安全机能所驱动。虽然印度的崛起无疑增加了亚洲崛起的整体分量，澳大利亚也借此制定了“向西看”战略，试图抓住印度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但是这却不足以撼动东北亚在澳大利亚战略思考中的核心地位。不要忘记，仅中日韩三国的GDP就要占到整个东亚的90%，亚洲的70%及全球的20%。也不要忘记，东北亚还是全球范围内安全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历史问题，朝鲜半岛的分裂，台海两岸的分离，中日领海争端，中韩岛屿争端便可见一斑；这里有现实困境，东北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朝鲜核武危机，日本政局右倾仅是冰山一角。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但冷战的“幽灵”却还在东北亚游荡。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重返”，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大重组、大调整。正如地壳变迁会引发火山与地震一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也会伴随着种种竞争与冲突，东北亚局势越来越扑朔迷离，危机四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精英们必须更加清楚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是什么，又该如何保护这些利益。
澳大利亚的繁荣决定于东北亚的繁荣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的经济交往范围逐渐由以英联邦国家经济圈为主转向更广阔的的亚洲及世界市场。到了1960年代中期，日本替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显然是一个突破，澳大利亚的经济命运第一次寄托在一个具有异种文明的国家身上。至19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达到顶峰，亚洲四小龙中的三个东北亚经济体，韩国、台湾及香港都已腾飞，更有中国已经进行了十余年改革开放，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经济大势。皓若素，时任总理霍克的顾问，于1990年出版了他的著名报告《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其后二十多年的澳大利亚经济自由化改革。澳大利亚也因此成功搭上了东北亚经济崛起的顺风车，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仍保持了接近4%的高速增长。自2007年启，中国又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的经济进一步密切相依。举2011年的对外经济数据为例，占澳大利亚出口量半数以上的矿产品的主要买家便是东北亚三国。中日韩分别为澳大利亚的第一、第二及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及日本分别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及第三大进口来源地。日本仅次于美国及英国，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外资来源。中国香港为澳大利亚的第七大投资来源。正如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白皮书《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所宣示的那样，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在亚洲。只有与东北亚经济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才能保障其持久繁荣。为此，澳大利亚积极与中国、日本及韩国展开自贸区谈判。虽然因为各国均面对一定的国内政治阻力，澳大利亚尤其对农业部门可能受到的不利影响保持疑虑，谈判仍未能顺利结束。但澳大利亚新当选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已承诺，其将加快自贸区谈判步伐，甚至在执政一年内便可能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协议若能缔结，无疑将使澳大利亚更深入地融合进东北亚经济圈之中。然而，经济上的好消息却不是故事的全部，澳大利亚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甚至在很多澳大利亚决策精英们看来，是生死攸关。
澳大利亚的安全寄托于东北亚的安全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的周边没有强权，地区热点问题似乎也很遥远，这足以让很多深处地区政治漩涡中的国家羡妒。然而，这一切并未能减缓澳大利亚与生俱来的“焦虑症”。作为英国殖民主义的结果，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西方国家却偶然地被放置在亚洲文明的地缘背景之中。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及大片无人居住的内陆，这让他们的政治精英们始终难以拥有足够的自信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安全。因此先是受英国“母国”的庇护，后是与美国的同盟，成为澳大利亚安全保障的基石。
二战中，日本虽然未能全面进兵到澳大利亚本土，但是达尔文及悉尼港均遭受了日军的直接攻击。印尼及南太的战线已经足够接近，再加上英军在东南亚的屈辱失败，澳大利亚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大战中，澳大利亚军队成为了盟军在东南亚及南太战场上的重要力量。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又成为驻日本占领军的主要部分。随后不久，冷战“铁幕”落下，美国急于重新武装日本，使之成为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先锋。澳大利亚对此显然心有疑虑。作为补偿，美国同意在1951年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虽然这份条约未能如《北大西洋公约》那般将美国的军事保护明确化，但对澳大利亚来讲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从此，澳大利亚的安全便与美国的安全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在这以后60余年里，澳大利亚不遗余力地为美澳同盟关系贡献力量，几乎参与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希望以这种忠诚换取美国的信赖。考验二战后美澳关系的第一次关键时刻非朝鲜战争莫属。1950年至1953年间，共有17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参战，而其中339人再也没能活着回来。因此，自美澳同盟关系建立的第一刻起，澳大利亚实际上就已经深入地参与进了东北亚安全事务中。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在根本上使东北亚安全局势好转。朝鲜半岛依然分裂。甚至因为苏联已经垮台，而中国也已热情的拥抱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北朝鲜在冷战后倍感孤独。1992年，中韩建交，这让朝鲜不得不重新思索如何自力更生，以确保国家安全。这才有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雄心勃勃的核武计划，并进而使整个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而根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前高级外交官的回忆，在核武问题上，澳大利亚甚至也有意参与到多边谈判解决进程之中。澳大利亚的这种“punch above weight”的做法似乎有些令人费解。然而，只要了解到澳大利亚不愿再一次被拖入一场和自己毫无直接联系的冲突，却有可能因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被迫卷入其中的焦虑心理就很容易理解澳大利亚的行为了。显然，韩国一直以来对于澳大利亚参加朝鲜战争并始终支持韩国的对朝政策表示感激。2009年3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澳大利亚，与陆克文签署了一份旨在加强两国防务关系的安全条约。值得玩味的是，李明博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竟将此份安保宣言与本地区内军力快速增长相联系。而当时国际舆论界正在热炒中国军费较前一年度增长15个百分点的新闻，因此条约的出台似乎也有些许针对中国的意味。如果联系到保守政客李明博上任后的一系列措施，如对朝鲜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并重新稳固与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就不得不对韩澳合作的真实用意有所怀疑了。韩澳两国还于2013年7月举行了首次“2+2”防长与外长双部长会议，决议加强陆海空军的合作。澳大利亚还对韩国新上任总统朴槿惠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及《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给予全力支持。
同样因为均是美国同盟的关系，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领域合作也进展迅速。这对昔日的敌人素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南北之锚”的声誉。2007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份宣言成为日本首个与美国之外的国家所缔结的安全条约。日澳不断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存在的重要性，并在条约中就朝鲜核问题达成了共识。日澳还自当年6月，开启了日澳“2+2”防长与外长双部长会议。尽管日、澳两国政府不断强调这一安全条约并不针对中国，但这些举动却普遍被观察家们看做是一个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澳三边同盟的背书。
澳日及澳韩安全关系的加强都是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及美国的“重返”。而美国“重返”或是“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便是加强了其与亚太盟友的双边同盟关系。相信美国也乐见其盟友之间合作，以共同抑制中国权势的过快上升。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澳大利亚一定在安全上要遏制中国的结论，但如果回忆一下1996年台海危机时刻的澳大利亚，就不得不对此有所担忧了。当美国的航母驶入台湾海峡，而北约盟友，甚至英国也在普遍观望的状态下，唯有澳大利亚率先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的决定。诚然，1996年的中澳经贸联系已经与今天的情势非可同日而语，但澳大利亚的战略逻辑似乎并未有太大的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支持美国的决定似乎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使命”。更有甚者，还有澳大利亚人将与美国同盟关系定义为“让澳大利亚人之所以成为澳大利亚人”的关键因素。
如此，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我们暂且可以下定这样的结论：澳大利亚事实上参与到东北亚事务的程度很深。东北亚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澳大利亚的富足。而东北亚的安全动能则通过以美国为中枢的同盟关系体系传导到澳大利亚自身的安全。此外，中日韩族裔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澳大利亚今天有大约86万中国裔，15万韩裔及4万日裔公民。如果你去悉尼的闹市区走一走，就会切身感受到东北亚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了。东北亚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不仅是“很”重要，那是“相当”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