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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予加、喻常森:《APEC之后,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下一步》

  2018年12月25日,我中心副研究员沈予加博士与常务副主任喻常森副教授在《凤凰周刊》上发表文章《APEC之后,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下一步》,全文如下:
  随着近来第26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行,太平洋岛国进入了中国网络的“热搜”之中。

  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关系,自上个世纪就开始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密集同太平洋岛国建交,如1975年同斐济建交,1976年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建交。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同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他当时说:中国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视只会加强、不会削弱;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接下来的四年间,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次APEC峰会前,习近平在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分别会见了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但今时不同往日,值此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风起云涌,美国将贸易战的锋芒指向中国之际,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寻找新的利益契合点
  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在国际社会处于边缘化位置,但由于其特殊的战略要冲地位,随着近期域外大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等一系列战略的推出,南太地区获得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等传统援助国纷纷加大了援助力度。
  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13年,太平洋岛国地区接受国际援助总额为17.61亿美元,人均接受援助金额183美元,远高于非洲的27美元。今年APEC期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宣布为巴新建立供电系统,旨在2030年使得30%的巴新人口能够享受稳定的供电系统。2019年澳大利亚对巴新单一国家的援助也高达5亿澳元。
  然而,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不能仅仅依靠援助,而要放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考虑。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太平洋岛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落后位置,而这种落后又导致其社会、文化等指标上的普遍落后。这其中,发展不均衡一直是一大困难。不难发现,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尤其是巴新、斐济、萨摩亚等国关系发展迅速的原因,在于中国能够主动为这些国家提供发展经济的助力,努力化解发展不均衡的难题,而不仅仅只谋求单方的获利。
  正因如此,竭力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的太平洋岛国也十分看重同中国的联系。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中国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忽略的对象。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之间经济交往发展迅速,贸易额从1995年的1.21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82亿美元。
  此外,中国同太平洋岛国联系的不断加深也是基于在全球性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如气候变化、经济体系改革等等。特朗普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澳大利亚在该问题上的姿态也是模棱两可,这让许多太平洋岛国“寒了心”。全球气候变暖攸关太平洋岛国的生死——根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从20世纪中叶至今,已有8个太平洋区域的小岛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
  在APEC期间,气候变化也是中国与太平洋国家双边会谈的主要议题。中国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上的立场深受诸太平洋岛国尊重。2017年,在中国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有专门描述绿色发展的部分。其中提出,中国政府倡议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蓝碳计划”,与沿线国共同开展海洋和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监测、标准规范与碳汇研究;涵盖陆海统筹、减排节能、沿海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将直面包括自然海岸线大量丧失、陆源过量排放、渔业资源枯竭等在内的多个难题。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海洋资源的守护国,其所占海洋面积巨大,因此也是对海洋环境恶化最敏感的区域。中国提出的“蓝碳计划”,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地区找到了新的利益契合点。
以“民心相通”应对挑战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领域也不乏挑战。整个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地区共有约25000个岛屿和1200 种语言。按种族和文化的相似性可以划分为美拉尼西亚(西南部区域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北部偏西区域群岛)和波利尼西亚(东南部区域群岛) 三大部分。这些岛国大多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资源出口,缺乏完整的工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低。
  除巴新以外,其他岛国大多国土面积小,人口稀少。例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萨摩亚、汤加人口仅有十多万,而像库克群岛、瑙鲁人口仅有一两万人。大部分岛国资源匮乏、物资奇缺。即便在其中资源相对丰富、产业结构相对完善的巴新,如钢筋之类的建材以及建筑设备仍无法从当地采购。当地生产的建材不但数量少,质量也时常不达标。
  此外,巴新、萨摩亚、斐济等国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私人拥有、由土地主或者部落管理,政府拥有土地不足10%,复杂的土地所有权也是其面临的发展挑战之一。正如新西兰学者苏·法兰(Sue Farran)所说,一方面,太平洋岛国有动力和压力希望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一方面也希望保留其国家认同和文化的独特性。凡此种种,让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切实的经济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这些岛国又有其独特性。它们虽大多实施西式民主制度,但民主程度各不一样,政治模式也大相径庭。例如汤加实施的是君主立宪制,议会拥有行政权力,国王拥有立法权;萨摩亚虽有议会,但被称为“法阿麦太”的传统治理方式才是其主要政治模式。
  从政府治理来看,这些岛国还不够完善,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国家甚至面临选举换届导致政局不稳的问题。例如,瓦努阿图从1980年代至今总理更迭多达20次以上;巴新也面临相似境况。如果中国只重视与政府高层关系的建立,一旦政府换届,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逆转。所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项目应尽量弱化政治因素,而侧重于“民心相通”。这方面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走在了前面,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援助。每年澳大利亚都为巴新提供540项奖学金,日本则大量援助斐济的教育和医疗领域,已在斐济援建了9所学校。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民间交往也受到距离因素的制约。能从中国大陆前往的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中,目前只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能从香港直飞,前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萨摩亚、库克群岛等国都需在第三国中转,飞行时间超过16小时。长途飞行或许不能阻止商业交易,但对于旅游业却造成不小阻碍。相对而言,从中国大陆前往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航班大多开通直航且时间较短,而获取的旅游资源却与南太平洋地区极为相似。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还面临其他域外大国的竞争和挑战。以斐济为例,其在太平洋岛国中堪称大国,人口80万左右,经济较为发达,是太平洋岛国区域的“交通中枢”,正因如此,斐济也是受到外界援助较多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对斐济保持着每年1000万-2000万美元的援助额,其国内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都是在日本的援助下修建的。太平洋岛国虽然不是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但不少西方国家在此发展已有多年基础,且对中国的行为颇为敏感,这也会增加中国在该地区有所作为的难度。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需要多领域、多层次,但也要认识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诸多挑战下,中国唯有立足自身优势,不争一时之利,着眼长远发展。传统文化和民间交往是可持续拓深、拓宽中国与南太诸国联系的最佳途径。